易服癖(有人说日本和服是从汉服演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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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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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易服癖,有人说日本和服是从汉服演变的?
华夏五千年,古代日本、韩国还是中国的藩属国,盛唐时期,日本就从中国学了很多东西去,服饰、花道、茶道等等。韩国服饰主要受到明代影响。但是这些东西在他们国家得到很好的保留,所以我们会时常看到韩国申请什么中医非遗啊,日本申请相扑非遗。
为何中国汉服没像日本那般传承很好,一是因为清朝灭亡,有一段搁置期;二是民国时期流行崇洋,在学习外来知识将自己国家瑰宝所遗忘;三是影视传播,古风影楼服饰给民众植入了戏服概率。
不过,现在政府也在大力推广传统文化,很多时候我们就能在大街看到穿汉服的人,虽说有人会误解,但也在慢慢更正大家想法,我觉得要不了多久,中国人都会重新去正视我们的服饰。
2. 古代人为什么缠足?
我记得我的奶奶、姥姥都是小脚,小时候我只觉得很好玩,不知道她们的脚为什么这么小?当然,这都是过去封建社会制度造成的。那么为什么过去的女人要缠小脚呢?真的有什么好处?
1、什么是缠足?
缠足,就是用布把女人的双脚紧紧裹住,然后慢慢让它变小。缠足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种摧残女性的陋习。
过去女人的缠足就是从很小时就开始缠足,到长大成年后骨骼定型才把缠布拿掉。
女孩一般从4、5岁开始缠足,缠足前要先用热水把脚烫软,然后把拇趾外的四个脚趾向脚底弯曲,同时,用明矾涂在脚趾间,慢慢地,脚背隆起,脚严重变形,软组织挛缩,可以说这个缠足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也是中国一千多年以来,无数女性所经受的痛苦。是对人性的极大摧残。
1、女人缠足的历史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缠足的历史谈起。缠足主要在汉族女子中进行,古时就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传说。缠足是中国古代一种陋习,用布将双脚紧紧缠裹,使脚畸形变小,以为美观。一般女孩从很小时起便开始缠足,直到成年骨骼定型后才将布带解开,当然也有终身缠裹者。
女人从何时开始缠足有多种说法。据考证,缠足真正是从北宋开始,《鹤林玉露》:建炎四年“柔福帝姬至,以足大疑之。颦蹙曰:金人驱迫,跣行万里,岂复故态。上为恻然”。另外,《宋史·五行志》中记载:“理宗朝,宫人束脚纤直”。缠足发展至南宋时最兴盛,元代向小巧型发展。到明清时女人缠足才进入鼎盛期。出现了“三寸金莲”之现象,它要求女人的脚要小至三寸,而且还要患弓弯型。这时缠足的社会风气已流行至社会各个阶层的女子,都开始仿效缠足。
一直到清政府被打倒后,孙中山才下令禁止了缠足。新中国成立后,女人缠足的陋习才被彻底消灭,受到摧残妇女才最终得到了解脱。
2、女人为什么要缠足?
中国女人缠足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主要是由中国古人审美观、传统文化、社会制度所引起的。中国古人很崇尚小而精的审美观念,所以脚以小为美。特别是男性,对女人的小脚很感兴趣。如:三寸小脚称为“金莲”,四寸的称“银莲”,大于四寸的称“铁莲”,从这些小脚的命名就可见古代男人对小脚的喜爱程度。
因此,文化因素在古人审美观念上起很大决定作用,他们认为女性美就是要表现出女人“阴柔”的一面,就是要体现出柔小、弱美、娴静,小鸟依人等等。樱桃小嘴、瓜子脸、细腰都是男人认为是女性美的代表。
所以对女人的小脚也是一样喜欢小的,东汉民歌《孔雀东南飞》中就有“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之句,就说明了美女的纤纤小足就是人们认为的美。
另外,由于女子的脚经过缠足后,她的神情、步态,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女人整个身体给人一种弱不禁风,楚楚可怜的感觉。正是这种“可怜的感觉”,是封建社会上层贵族所喜爱的。
女人缠足也是有其社会因素造成的,女人裹足的流行就包含有上层统治者的意志。缠足是从宋朝的皇室和上层社会开始的。据《鹤林玉露》记载,当时宋朝公主缠足十分普遍,《宋史·五行志》记载:“理宗朝,宫人束脚纤直”。这句话可以说是宋朝皇室公主、宫中女子缠足证据。苏东坡《菩萨蛮 咏足》中称女人的小脚为“宫样”,可见缠足从一开始就是上层官僚贵族所特有的,后来才在民间普及开来。
封建礼教的“三从四德”,是女人缠足的枷锁,女人要服从男人的要求,男人喜欢什么,女人就要做什么,来满足男人的特殊占有欲。
3、古代文人对缠足的推波助澜
女人缠足也是受历代文人雅士用诗歌等形式来赞美,。他们以妓女的小脚鞋玩“行酒”游戏,这是大多数文人的一种特独嗜好。更有不少文人把小脚来当作“学问”来做。
清朝有一个文人叫方绚的文人自诩为“香莲博士”,写了一篇颇为有名:《香莲品藻》的文章,他费尽心机,把女人的小脚分为五式九品十八种,来进行品味和赞赏。
还有很多文人都对小脚的赞美之词,“金莲”、“三寸金莲”、“香钩”等等,都是文化人对于裹小脚女人的赞美之词。
苏东坡《菩萨蛮》一诗中道“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他们还制定出了女人小脚美的七个标准:瘦、小、 尖、 弯、 香、 软、 正,又总结出了小脚的“七美”:形、质、资、神、肥、软、秀。
也还有其他很多文人墨客在历史上都留下许多诗文来称赞女人小脚,什么“莲步娉婷”、“踏春有迹” 、“步月无声”等。
正是这些以小脚为美的骚客文人畸形的称赞,间接导致了古人把女人小脚视为代表女性柔美所必不可少的。有一句俗语就说“脚小能遮三分丑” 。方绚的《香莲品藻》中也说“丑妇幸足小邀旁人誉”,就是说如果女人三寸金莲缠得好,那怕是她容貌平常、身材不怎么样那也没什么关系,她还会受到人们的赞美的。
可是这些男人根本无法理解女人裹小脚的疼痛,他们只把女人的痛苦当作一种自己的爱好来欣赏。完全不考虑女人缠足时那种彻骨的疼, 这不能不说是男人的悲哀,更是女人和社会的悲哀。
图片来自网络
3. 如何评价民国奇人章太炎?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章太炎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一位在国学上多方面深有造诣的著名学者。名炳麟,字枚叔,一作梅叔,因仰慕顾炎武(原名绛)、黄宗羲(字太冲)的为人,改为绛,别号太炎,还有“西狩”、“蓟汉阁主”等十余个笔名。1869年1月12日(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生于浙江余杭县东乡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家世,在曾祖父一辈,有资财百万,称巨富;到他的父辈,经太平军兵,家境已中落。
一、孜孜求学的年代章太炎自九岁始,在家里跟随外祖父朱有虔习诵儒家经典。朱老先生授课之暇,常给外孙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事迹。太炎又自读蒋良骐《东华录》,获知吕留良、曾静等案,因此,“夷夏之防”印入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反清民族主义的种子。十三岁时,外祖父归养海盐,章太炎跟着父亲章溶学习。十六岁那年,受父命赴县应童子试,患眩厥症,没有去成,此后即绝意科举,除研读经书外,还涉猎史传,浏览老庄二十二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太炎便离家来到西湖边上的“诂经精舍”从俞樾受业。
俞樾,字荫圃,号曲园,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父子一脉相承的朴学大师,负盛名,治学深邃,对弟子要求十分严格。太炎在这里首尾七年,精研古训,博考事迹,长进很快,时有创获,为他日后的学术成就打下了结实的根底。
在这段时间里,太炎还向名儒高学治、谭献请教经学和文辞法度,向深通“三礼”的黄以周、精通《周礼》和《墨子》的孙诒让、钻研佛学的宋衡问过学,结识了夏曾佑、杨誉龙等朋友。这些师友,对他的学术造诣都有一定影响。
二、走出书房探索救国之道1894年,甲午战起,中国大败。翌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把章太炎从宁静的书斋里驱赶到资产阶级变法图强的热潮中来。他钦佩康有为等举人的“公车上书”,赞赏康设立强学会,并从杭州寄会费银十六元报名入会。1896年,梁启超、汪康年、夏曾佑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邀章入社。章遂于1897年春天离杭赴沪,担任《时务报》撰述,开始投入了政治活动。
那时,章太炎赞同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主张,思想上却有分歧。因为康有为打出孔丘的旗号,倡言“托古改制”,太炎不同意神化孔丘、建立孔教,对于把康有为捧为“教皇——南海圣人”,极端不满,加上学术上一个是古文经学派,一个是今文经学派,门户之见,辄如冰炭。后来他在《自订年谱》中说:“春时在上海,梁卓如倡言孔教,余甚非之。”
还说:“康氏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予常持船山《黄书》角之。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为此,在《时务报》馆,章太炎与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等时常争吵,几经动武。勉强工作了几个月,他就愤而离去,往返沪杭间,参与《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笔政。
是时,继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后,沙俄舰队又侵入旅顺口,帝国主义列强竞相效尤,“瓜分之形,皖如泰山”。1898年1月,章太炎上书李鸿章,祈求他联日抗欧,挽此危局。不久,章太炎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请,来到武昌。
张之洞是继起的洋务派头目,在改良主义运动高涨的时刻,他趋附维新,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撰写《劝学篇》,筹备出版《正学报》。他延揽章太炎人报馆,是想利用章在学术上的成就,增强自己的声誉,章太炎则以为借助张之洞这样大权在握的汉族官僚,或可推动变法,所以欣然应聘。两者趋向既异,矛盾很快就暴露出来。
张之洞请章太炎商讨《劝学篇》,章对书中侈谈的要忠于清王朝的“忠君”说教十分反感,认为所谓“忠”,无非是“上思利民”、“朋友善道”和“憔悴事君”三项,现在清王朝蹂躏汉族二百多年,“视民如雉兔”,早已无“忠”可言,要谈“忠爱”,等到革命以后。这些话,吓坏了张之洞及其幕僚,他们便把章太炎逐出报馆。
章太炎离鄂返沪。不久,《时务报》馆排走梁启超,由汪康年经理改名《昌言报》,仍聘章太炎参加笔政。这年9月,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杀害谭嗣同等“维新六贤”,并到处搜捕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
12月初,章太炎也因遭受通缉,应日本友人之召,避地台湾,任《台北日报》记者。次年春天,他着手把自己的政论以及关于经学、史学、哲学、文学、音韵等方面的论著,辑订为《馗书》。夏天,来到日本,寄寓梁启超在横滨所设立的《清议报》馆。经梁启超介绍,他认识了孙中山。9月返回上海,参加《亚东日报》编务。是年冬,《馗书》木刻本付梓。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的帝国主义走狗面目暴露无遗。本来,戊戌变法的失败,已激起章太炎对改良主义道路的深深怀疑,而义和团群众的反帝斗争和清政府的残民媚外,更促使了他的觉醒。
是年7月,康有为的弟子、谭嗣同的同学唐才常,秉承老师的意图,在上海发起“张园国会”,创设自立会,组织自立军。到会者有容闳、严复、章太炎等八十余人,推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自任总干事。
会中宣布的宗旨是:
一、保全中国自主权,创造新自立军;二、决定不承认清朝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三、请光绪皇帝复辟。对于会议宗旨,章太炎坚决反对,认为“不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满清政府,又称拥护光绪皇帝,实属大相矛盾,决无成事之理”。
三、奋起革命为表示反清的革命决心,他当场“宣言脱社,割辫与绝”,脱下国服,换上西装,后来还写了《解辫发》一文以明志。断发易服,标志着章太炎与改良主义决裂,从此踏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征途。
8月,唐才常等人在长江流域组织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唐被捕杀。
章太炎尽管宣言脱离自立会,仍然逃不了黑名单的指名追捕,他只好悄悄地回浙江老家度岁。就在春节那天,他听说捕卒跟踪而至,便躲进一所和尚寺里,十天以后,估计无事,复出上海。这时,他辫发已剪,出入很不方便。恰值美国教会在苏州设立的东吴大学需求教员,经朋友推荐,得赴苏州任教。章太炎曾回“诂经精舍”看望老师俞樾。谁知俞一见到他,就很不高兴,疾言厉色地呵斥,说他从事革命是“不忠不孝,非人类也”,要鸣鼓而攻之。章太炎对老师一向很尊敬,这次却难以忍受,当即反唇相讥,并写了《谢本师》,声明与俞樾绝断师生之谊。
章太炎少小时就说过“明亡于满清,不如亡于李自成”那样惊世骇俗的话,在苏州又以《李自成、胡林翼论》为学生命题作文,闻者怪异,被官府发觉,再次下令缉拿。1902年春,他再次逃亡日本,寄住东京的留日学生宿舍,删润译稿,勉强度日。他与住在横滨的孙中山经常来往。孙中山借用会党内部结盟仪式,在中和堂设宴奏乐,与章正式订交。
孙、章一起谈了许多问题,包括中国的土地、赋税及革命成功后的政制和建都等问题,章颇受鼓舞。农历三月十九日,是崇祯皇帝忌日,为了借此宣传反对清朝的民族革命思想,章太炎和革命党人秦力山等人,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章手撰大会宣言,号召留日学生“雪涕来会,以志亡国”,努力奋斗,推翻清朝。留学生报名赴会者数百人,学界为之震动。清公使蔡钧闻讯,极为恐慌,亲访日本外务省,要求解散此会。日政府徇其请,开会前一日,警察署传讯章太炎等大会发起人。
警长问章为清国何省人,章答,“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国人”;问属何阶级,答日“遗民”。尽管章等据理力争,大会仍被禁止。预定开会之日,许多赴会者被驱散。章等只得约集一部分人,以聚餐为名,举行了纪念会的仪式,给香港的革命派机关报《中国日报》发了一条消息。
章太炎在日本旅居三个月,返回上海,旋归乡里,重订《尨书》。是年秋,蔡元培在上海的租界里创设“爱国学社”,招章太炎任教。章又于1903年春来到上海。
“爱国学社”是一所为资产阶级革命播种的新型学校。它除了讲授一些基础课外,每周有一次讲演会,讲演会的主讲人大都是倡导或倾向民主革命的知识分子,太炎也常到会慷慨陈词。这些讲演稿多在《苏报》上发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
章太炎到爱国学社后,青年革命家邹容也来到这里。邹久慕章的大名,相见恨晚。章也很喜欢这位英姿勃发的青年,不久二人结为兄弟。章大邹十八岁,互以大哥小弟相称。邹写了题为《革命军》的小册子,章太炎看了以后,认为要唤醒民众的觉醒,就需要这样的“雷霆之声”,亲为作序,称之为“义师先声”。《革命军》问世后,《苏报》又发表多篇介绍文章。这样,《革命军》不胫而走,风行国内外。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击中了清朝统治者的要害,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仇视。两江总督魏光焘以“四川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又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的“犯上”字句为口实,命令上海道袁树勋查封爱国学社和苏报馆,密拿有关人员还特派南京候补道俞明震赶往上海,协同办理。
就在《苏报》发表《驳康》书节录的那天,上海道和工部局勾结好了,工部局巡捕和中国警探到苏报馆捉人。第二天,又闯入爱国学社,指名要捉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人。蔡事前闻讯,已避地青岛,余人均逃散,独章太炎不肯逃,说革命就要流血,怕什么,清朝政府要捉我如今已经是第七次了。
巡捕和警察来到门口,章迎上去,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余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他便被扣上手铐,捉进巡捕房。邹容得章太炎自捕房来信,不愿让章独自受苦,自动投案。这就是震动全国的“苏报案”。
章、邹被囚禁后,清朝政府的代表袁树勋、俞明震等向工部局和各国领事多方活动,请求引渡,想将章、邹押解南京,加以杀害。由于帝国主义者要维护他们统治租界的绝对权威,不答应引渡。清政府便延请律师,向租界的会审公廨控告章太炎和邹容。
7月15日,会审公廨组织额外公堂,对章、邹进行公开审讯。在租界的公堂上,清政府作为原告,章太炎、邹容作为被告,闹出了国家政府与本国人民打官司的怪事。
官司打了十个月,最后判处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监禁期满逐出租界。
在狱中,章太炎被罚做苦工,因眼睛近视,动作缓慢,常遭狱卒拳打脚踢,甚至用锤子捶他的胸部。章毫不示弱,以拳对打,或夺其锤,并曾绝食七天以示抗议。他常与邹容吟诗唱和,互相砥砺。他别无书看,只得晨夜研诵佛经,把佛教哲理引进了他的思想体系。章太炎仍然十分关心铁窗外面的斗争。一次蔡元培来探监,他们研究并决定组织革命团体。
1904年冬,光复会成立,章是发起人之一。1905年4月,邹容病逝狱中,章太炎手抚其尸,口张目视,哀恸不能出声。
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出狱,同盟会特地从东京派人来沪迎接,当晚便乘船东渡日本,这是章太炎第三次来到日本,到达东京时,受到留日学生的热烈欢迎。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章太炎于当年11月18日返回中国。回国后,曾鼓吹“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要求解散同盟会,并从事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的活动。次年1月,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章任会长,出版《大共和日报》,章为社长。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后,函聘章太炎为总统府枢密顾问。3月,中华民国联合会改为统一党,章为理事。1月14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被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派人暗杀,因光复会与孙中山有隙,章太炎以为系孙所为,所以,孙要他做顾问,他只是挂个名而已。
四、拥袁到反袁章太炎认为,清朝被推翻以后,中国应当由一个有能力有实力的华盛顿式的人物来统治。他遍察中国政治舞台,选中了袁世凯,倒向了他,统一党也成了袁的工具。孙中山与袁世凯在建都问题上发生争执,章太炎以统一党领袖的身份,通电拥护建都北京的主张。他自己也赶到北京,在北京设立了统一党党部。在这几个月中,章太炎发表的许多言论,大都不利于革命,而有利于立宪派官僚,好事者为之辑印成册,题曰《太炎最近文录》。
袁世凯当了民国总统,委任章太炎为总统府高等顾问。章起初对袁充满希望,相处不久,慢慢察觉袁不能容人,始萌去意。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于上海,袁世凯野心家的面目彻底暴露。章太炎闻讯,匆匆离开东北,托事南行,找昔日的老朋友商量对付袁世凯的办法。他觉得对付袁这样手握重兵、爪牙遍布的军阀,须有实力,这一次他看中了黎元洪。恰巧黎此时有事召章,章遂前往武汉与黎商量。黎虽身为副总统,又握有一点军队,但他害怕宋教仁的下场降临到自己头上,不敢惹袁。章无可奈何,又来到北京。
7月,南方革命党人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很快就被袁世凯镇压下去,袁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8月,袁要共和党党部急电黎元洪、章太炎来京议事。共和党是原统一党与民社党等合并而成的,黎元洪是理事长,章太炎副之。章太炎冒危入京,准备与袁斗争。他一到北京,住进共和党党部,就被袁世凯软禁。
软禁期间,章太炎拒绝袁世凯的收买,几次逃跑都没有成功。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人民唾骂中死去,章太炎得到释放,25日离京,7月1日抵沪。
袁死后,他的党羽秉政,互相争夺。为了寻找反对北洋军阀的力量,章太炎奔波于南方军阀之间,一度到南洋群岛活动,想在华侨中寻找力量。1917年,段祺瑞怂恿张勋拥清帝复辟,赶走黎元洪,解散国会,然后以“反复辟”名义赶走张勋,以民国再造者自居,把孙中山制订的《临时约法》完全废弃,继续军阀独裁的统治。
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自任大元帅,章太炎被委任为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章往来于香港、广州、云南、贵州等地,想争取军阀支持。后见护法军内部钩心斗角,矛盾重重,遂丧失信心,一路观山玩景,出云南,经四川,过湖北,沿长江东下,已有“见说兴亡事,拿舟望五湖”之慨,于1918年10月到达上海。
五、曾经的斗士成了寓公此后,章太炎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在五四运动开始的时代激流中他日趋保守。以前,他曾多次公开批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认为孔丘最多算个史学家,根本不是什么圣人。
这时,急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他竟斥之为离经叛道,1922年,他还在报上公开刊文,对自己先前的批孔表示悔恨。晚年,更鼓吹“尊孔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以前,他的文章虽然文笔古奥,索解为难,但在与清朝统治者及改良派的斗争中,为了宣传革命,他也写过一些通俗诗文,这时却极力反对白话文,反对新文化运动。
以前,他为反对军阀统治到处奔走游说,1920年却提出了“联省自治,虚置政府”,拥护军阀割据,他自己为一些反动军阀撰写寿序碑文,歌功颂德。他攻击俄国的十月革命,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4年,公开撰稿领衔,反对国共合作。
但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懔于民族危急,年老的章太炎又投袂而起,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强烈谴责蒋介石出卖东三省的罪行。继“九一八”之后,1932年“一二八”,日本帝国主义又南侵上海,守卫上海的十九路军爱国将士奋起反抗,予敌重创。
章太炎听到这一消息十分兴奋,立即向十九路军通电致敬,并写了《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高度评价了这一仗,认为是自光绪以来,与日本三次大战中从未有过的大捷。后来他又与其他爱国人士发起迁墓,将十九路军阵亡将士从上海迁葬于广州黄花岗烈士墓附近,欲借此表彰忠烈,鼓舞人心,并手撰《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墓表》,刻石纪念。
“一二八”事变之后,章太炎曾拖着老病之躯,北上见张学良,策动抗日,并在燕京大学演讲,号召青年拯救国家危亡。1933年,他与马相伯发表了“二老宣言”,又与马相伯、沈恩孚发表“三老宣言”,呼吁抵抗日本侵略,收复失地。与此同时,章太炎更强烈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1935年,“一二九”爱国运动发生,宋哲元进行镇压,章太炎致电宋哲元,认为:“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
晚年,章太炎卜居上海,“卖文字以为活,文则每篇千元,字则另有润格”,并与陈衍发行《国学商兑》学刊。继而迁居苏州,设立国学讲习会,出版《制言》杂志,以肩荷民族文化为己任,“粹然成为儒宗”。逝世前十天,他还带病讲授《说文部首》。因气喘病发作,于1936年6月14日逝世于苏州。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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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真的是遭天谴被雷劈死的吗?
说到死亡任何人都无法避免、都要经历生老病死,但是那些统治者们的的死亡原因可要比我们这些普通人精彩离奇的多。有的是被杀死、有的是被毒死、甚至还有嗑春药嗑死的·····给了我们无数的猜想。
可能上面我说的这些都还好,虽然是非正常死亡,但是我们翻阅典籍的话他们的死因都可以找到一个导火索。而我今天要说的这个皇帝,稀里糊涂的就死了,没有任何的导火索,这个人就是整个清朝荒唐事最多的嘉庆帝。他有多荒唐呢?先是兵部大印丢了三年没人知道、然后是武科举典礼竟然把武状元锁在门外,最后典礼还歇了。还有一次让自己的皇叔主持科举考试,结果这位亲王在家抽鸦片把主持科举的事给忘了。最最搞笑的是竟然有人放羊放到自己的御花园里面去了······这桩桩件件估计在古今中外找不出第二人了。
正史上关于嘉庆皇帝的死,说的比较隐晦《嘉庆遗诏》记载:“追抵山庄,觉痰气上,至夕益甚,恐克弗。”《清宣宗实录》的记载就更简略了,只有八个字:“選疾三日,渐至大渐。”不过也正是因为像皇帝驾崩这么大的事情,这些史官们就草草几笔带过,在加上嘉庆一朝确实荒唐的够可以的,也怪不得民间会对嘉庆驾崩一事议论纷纷,才有了“被雷劈死”的传闻,而且还不止一个版本。
被雷劈死从理性角度分析不可采纳我想说的是虽然“嘉庆皇帝被雷劈死”的故事被讲的有声有色,但并没有任何的史料佐证,即便就算嘉庆真的“被雷劈死”,此事毕竟事关皇家颜面,自然我们现在是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的,既然没有任何的史料可以证明嘉庆帝是“被雷劈死”那我们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是不可采纳的,因为没有证据的传闻都可以被定义为“无稽之谈”。
相较于被雷击的无稽之谈,其实我更倾向于嘉庆是因为长期操劳国事所导致的心脏衰竭而死嘉庆帝在位25年,但是棘手的问题永远处理不完,国家内忧外患,大清朝开始走下坡路,嘉庆决心向自己的爷爷雍正学习,大力整顿史治以图复兴大清晨,却收效甚微。官员的腐败、白莲教的反动等等,这些都成了嘉庆帝的心病。
无论嘉庆多么的努力都无法扭转清朝走下坡路,反而是“越努力、越悲剧”康乾盛世终在他的手里终结,此时的嘉庆已经六十多岁仍然每日操劳加上心情抑郁,久而久之身体自然扛不住。身心俱疲加上盛夏酷暑和旅途劳顿,猝发心血管类疾病在正常不过。
虽然我对嘉庆死因推测同样缺乏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我的观点,但相较于嘉庆是“被雷劈死”的,我相信我的观点更具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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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服癖是性别认知障碍的一种必需表达。有认知障者都喜欢穿上所傾向性别的衣服以表达桎梏于內心的真性别,所以男的喜欢穿上裙子踏高跟鞋在公众地方示人,而女的则爱短发穿裇衫长褲。有认知障者-定爱易服成癖,但反之祗有易服癖者则不-定有认知障,他们的內心还是接受自己天生的性别,无意将之改变。认知障仿比癌症,除做手术切除相关器官变性以紏正外沒有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但社会坚决拒絕接受变性但卻宽容易服癖,所以受认知障困扰者,若是男的,必然-律喜爱透过入职舞台电影表演、美容化妆或模特儿这些行业反串或模擬成女性去舒缓積压在內心的、那痛苦的变性慾。据个人观察,中外有许多有名气的反串演員或男旦都应是认知障者,而非祗是简单的易服成癖。
6. 请问说杨贵妃是中华民族历史最大的罪人准确吗?
这道题潇生来答。
题主的见解有一定的价值,但略显偏颇。首先唐玄宗自身就是经历过武周革命,神龙政变、唐隆政变和先天政变的雄主(所有的政变都是跟女人掐架:武后、韦后、太平公主),虽然执政末期变得昏聩,但对于后宫干政,题主难道会认为经历过母亲被武曌冤杀,伯父为韦后欺凌、自己差点被姑母废了的李隆基会放任一个很有政治远见的女人宠冠六宫么?
倘若杨玉环劝谏李隆基,那这位唐明皇难道就不会生起忌惮之心么?从各个角度看,杨玉环只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头脑的傻女人罢了,这种人题主难道还指望她能为国家起到引领作用么?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何况是一女得宠,杨家作为外戚飞黄腾达也是意料之中,但根本性的错误就只是出在唐朝的政治制度上以及唐玄宗本人的大意轻狂
刚刚经历开元盛世的唐朝,怎么就盛极而衰,中道崩殂了呢?其实李林甫和杨国忠秉政的这些年里,唐朝国力渐颓,但所幸底子尚厚,在总体的国际形势上没有强有力的外敌,而心腹巨患恰恰就在唐帝国内部滋长着。
对于各地军队,唐王朝从不在乎所谓的强枝弱干。在唐初盛行一时的府兵制,由于刚刚经历战乱,人口和粮草都急缺的情况下,强制百姓参军是非常合适的一种手段,为唐初的开疆拓土、北击突厥颉利和薛延陀夷男,西过葱岭都历下了赫赫功勋。
王维的《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燕然,即燕然山现为蒙古国杭爱山,自东汉大将军窦宪远击匈奴,勒石燕然后,燕然就成了汉家军队心目中可以和封狼居胥一样并肩的光荣战绩,而此刻的燕然在王维的时代里俨然成为大唐王朝盛世的象征之一。
可府兵制却在唐玄宗天宝年间迎来了停废,唐王朝想要获得更加强大的军力,而寻常百姓显然不能满足这样的需求,尤其是唐朝所倚重的骑兵,更需要长时间的训练。但战时为兵,闲时为民的百姓不可能抛弃农事,每日训练的,府兵制在盛唐反而成为了耽误农时,影响百姓正常生活的万恶制度。
杜甫的《兵车行》展现了这样一副惨状:“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刑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将唐明皇改称汉武帝,唐人喜自称为汉)开边意未已……”这时,唐帝国将承袭已久的府兵制更改成了募兵制,招募专业士兵,组建常备军。
其实这项政令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唐玄宗并没有考虑到另一个严重的问题,胡化汉人增多,汉人胡化严重。汉、唐作为中国封建王朝中巅峰的存在,也有着相同的命运。外戚、宦官、地方豪强(宗室藩镇)以及最为要命的胡人内迁,汉朝由于自身的强大,胡人内迁的雷一直被压在前三者的问题之下,隐忍不发直至三国之后的西晋,汉人势力严重受创之时,横空出世。
五胡乱华,就是胡人内迁的产物,这颗毒瘤一直延伸至三百年后的唐朝依旧发挥着恐怖的诅咒。
熟悉历史的各位都知道,唐朝皇族本身就出身武川贵族集团——西魏八柱国之一,是鲜卑化的汉人出身。这就导致了在民族政策上,李唐王朝倾向于胡汉一家,对曾经给汉民族带来沉重一击的各方民族,唐王朝一直秉持的是开放的态度。
天宝年间所建立的募兵制,其最大缺点莫过于兵源的混杂,唐代最为严重的问题就在于胡汉不分,自太宗皇帝开始,汉化胡人不断充盈官场,甚至跻身军方大员。
其实胡人充塞朝堂,其原因是南北朝时期的政权性质所带来的天生积弊。自古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而到了南北朝末期,隋唐初期,关东将领层出,北魏北周时期关东将领竟占据了满朝将领的三分之二,在以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个现象的背后是河北地区汉人胡化,尚武之风兴起的社会现象。而在唐朝,由于李唐王室自身的原因,华夷之辨并不明显,甚至李氏自身也在为唐王朝开放的民族政策推波助澜,诸如突厥人史大奈、执失思力、百济人黑齿常之等胡人将领无不领兵在外号令一方。
到了唐玄宗时期,曾经北击突厥,东伐高句丽的铁血唐军已经不再以汉人为主,42万精锐边军及大部分军官尽是少数民族。唐帝国此时的军方高层,一位是向西拓土千里的新罗人高仙芝,一位是镇守关中防御吐蕃的突骑施人哥舒翰,另一位就是这起反叛的主角身兼三大节度使之职的“杂牌胡人”安禄山。
不知道心大的唐玄宗是如何看待如此局面的,尤其在玄宗执政后期,全国精锐都集中在安禄山与哥舒翰二人手里,且不论东北与西北战力之间的差距,但哥舒翰不仅要负责拱卫关中,仍需注意吐蕃动向,被牵制大量兵力。反观安禄山,讨平奚族、契丹后,偌大的河北道竟无一人再与其为敌。
如此局面,昏招迭出。玄宗盛世由天幸,安史之败命数奇?安禄山出身胡人,河北道胡化严重,底层军官胡人云集,寻常士卒兵源混乱。如此重压之下,唐玄宗对安禄山仍旧信任有加,天宝元年(742年)加封安禄山平卢节度使、天宝三年(744年)兼任范阳节度使、天宝十年(751年)再次加封安禄山为河东节度使。
身兼三任节度使,恐怕大家还没个概念。那潇生为大家解释一下,这三大节度使都是干什么的。河东节度使与朔方节度使互为犄角,在后突厥建立后共同防御突厥,治所太原府。平卢节度使防御室韦(蒙古族先民)、靺鞨(女真人先民),治所营州。范阳节度使监视奚族、契丹治所幽州。
三大节度使都是手握一方军政大权的巨擘,而唐玄宗却让安禄山一人身兼三职,荣宠之致可见一斑。
在唐王朝早期,为了防御北部游牧民族,李唐王室分别构建了三道防御线:一是奚族、契丹等附属;二是营州境内归化的胡人;三是以幽州为核心构建的防御体系。而在武周时期,由于内斗严重,逼反了奚族以及契丹,营州更是被直接攻破,虽然历经维修与改建,但营州却再也没能彻底恢复过来,北方的军事中心从此更换到了幽州。
此时安禄山的老巢正是幽州地区,军事要塞自然囤积了大量军资,天予不取是为贼也,安胖子自然不会放过这到嘴的肥肉。要钱给钱,要粮给粮,要军械给军械,再加上安禄山在河北道深得人心,哪怕是安史之变过后许多年,河北道依旧称安禄山为“圣人”,威望之高世所罕见。
试问,如此局面,杨贵妃能有何作为?如此态势,即便是太宗复生,恐怕也会大感棘手,何况玄宗皇帝不问世事多年,只图安逸享乐,早已不是当年敢在武后面前斥责武氏无礼的小小少年,亦不是当年挥斥方遒发动唐隆之变的果敢青年,被女色、权势、欲望腐蚀的他如今垂垂老矣。
就像《妖猫传》中潇生很喜欢的那句台词一样:“盛世时,贵妃是大唐盛世的象征,而如今,大唐已不再需要她。”
所以杨贵妃与大唐的盛极而衰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就如同夏是亡在氏族叛乱而不在妹喜,商是亡在征伐过甚而不在妲己,周是亡在犬戎入侵而不在褒姒。
潇生认为在古代女人可以亡国的言论可以休矣,《韩非子·喻老》有言: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任何一个强大帝国的兴盛与崩溃,都绝不是一个或两个人所能影响的,所有的上层建筑都必有其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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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易服癖,有人说日本和服是从汉服演变的?
华夏五千年,古代日本、韩国还是中国的藩属国,盛唐时期,日本就从中国学了很多东西去,服饰、花道、茶道等等。韩国服饰主要受到明代影响。但是这些东西在他们国家得到很好的保留,所以我们会时常看到韩国申请什么中医非遗啊,日本申请相扑非遗。
为何中国汉服没像日本那般传承很好,一是因为清朝灭亡,有一段搁置期;二是民国时期流行崇洋,在学习外来知识将自己国家瑰宝所遗忘;三是影视传播,古风影楼服饰给民众植入了戏服概率。
不过,现在政府也在大力推广传统文化,很多时候我们就能在大街看到穿汉服的人,虽说有人会误解,但也在慢慢更正大家想法,我觉得要不了多久,中国人都会重新去正视我们的服饰。
2. 古代人为什么缠足?
我记得我的奶奶、姥姥都是小脚,小时候我只觉得很好玩,不知道她们的脚为什么这么小?当然,这都是过去封建社会制度造成的。那么为什么过去的女人要缠小脚呢?真的有什么好处?
1、什么是缠足?
缠足,就是用布把女人的双脚紧紧裹住,然后慢慢让它变小。缠足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种摧残女性的陋习。
过去女人的缠足就是从很小时就开始缠足,到长大成年后骨骼定型才把缠布拿掉。
女孩一般从4、5岁开始缠足,缠足前要先用热水把脚烫软,然后把拇趾外的四个脚趾向脚底弯曲,同时,用明矾涂在脚趾间,慢慢地,脚背隆起,脚严重变形,软组织挛缩,可以说这个缠足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也是中国一千多年以来,无数女性所经受的痛苦。是对人性的极大摧残。
1、女人缠足的历史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缠足的历史谈起。缠足主要在汉族女子中进行,古时就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传说。缠足是中国古代一种陋习,用布将双脚紧紧缠裹,使脚畸形变小,以为美观。一般女孩从很小时起便开始缠足,直到成年骨骼定型后才将布带解开,当然也有终身缠裹者。
女人从何时开始缠足有多种说法。据考证,缠足真正是从北宋开始,《鹤林玉露》:建炎四年“柔福帝姬至,以足大疑之。颦蹙曰:金人驱迫,跣行万里,岂复故态。上为恻然”。另外,《宋史·五行志》中记载:“理宗朝,宫人束脚纤直”。缠足发展至南宋时最兴盛,元代向小巧型发展。到明清时女人缠足才进入鼎盛期。出现了“三寸金莲”之现象,它要求女人的脚要小至三寸,而且还要患弓弯型。这时缠足的社会风气已流行至社会各个阶层的女子,都开始仿效缠足。
一直到清政府被打倒后,孙中山才下令禁止了缠足。新中国成立后,女人缠足的陋习才被彻底消灭,受到摧残妇女才最终得到了解脱。
2、女人为什么要缠足?
中国女人缠足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主要是由中国古人审美观、传统文化、社会制度所引起的。中国古人很崇尚小而精的审美观念,所以脚以小为美。特别是男性,对女人的小脚很感兴趣。如:三寸小脚称为“金莲”,四寸的称“银莲”,大于四寸的称“铁莲”,从这些小脚的命名就可见古代男人对小脚的喜爱程度。
因此,文化因素在古人审美观念上起很大决定作用,他们认为女性美就是要表现出女人“阴柔”的一面,就是要体现出柔小、弱美、娴静,小鸟依人等等。樱桃小嘴、瓜子脸、细腰都是男人认为是女性美的代表。
所以对女人的小脚也是一样喜欢小的,东汉民歌《孔雀东南飞》中就有“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之句,就说明了美女的纤纤小足就是人们认为的美。
另外,由于女子的脚经过缠足后,她的神情、步态,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女人整个身体给人一种弱不禁风,楚楚可怜的感觉。正是这种“可怜的感觉”,是封建社会上层贵族所喜爱的。
女人缠足也是有其社会因素造成的,女人裹足的流行就包含有上层统治者的意志。缠足是从宋朝的皇室和上层社会开始的。据《鹤林玉露》记载,当时宋朝公主缠足十分普遍,《宋史·五行志》记载:“理宗朝,宫人束脚纤直”。这句话可以说是宋朝皇室公主、宫中女子缠足证据。苏东坡《菩萨蛮 咏足》中称女人的小脚为“宫样”,可见缠足从一开始就是上层官僚贵族所特有的,后来才在民间普及开来。
封建礼教的“三从四德”,是女人缠足的枷锁,女人要服从男人的要求,男人喜欢什么,女人就要做什么,来满足男人的特殊占有欲。
3、古代文人对缠足的推波助澜
女人缠足也是受历代文人雅士用诗歌等形式来赞美,。他们以妓女的小脚鞋玩“行酒”游戏,这是大多数文人的一种特独嗜好。更有不少文人把小脚来当作“学问”来做。
清朝有一个文人叫方绚的文人自诩为“香莲博士”,写了一篇颇为有名:《香莲品藻》的文章,他费尽心机,把女人的小脚分为五式九品十八种,来进行品味和赞赏。
还有很多文人都对小脚的赞美之词,“金莲”、“三寸金莲”、“香钩”等等,都是文化人对于裹小脚女人的赞美之词。
苏东坡《菩萨蛮》一诗中道“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他们还制定出了女人小脚美的七个标准:瘦、小、 尖、 弯、 香、 软、 正,又总结出了小脚的“七美”:形、质、资、神、肥、软、秀。
也还有其他很多文人墨客在历史上都留下许多诗文来称赞女人小脚,什么“莲步娉婷”、“踏春有迹” 、“步月无声”等。
正是这些以小脚为美的骚客文人畸形的称赞,间接导致了古人把女人小脚视为代表女性柔美所必不可少的。有一句俗语就说“脚小能遮三分丑” 。方绚的《香莲品藻》中也说“丑妇幸足小邀旁人誉”,就是说如果女人三寸金莲缠得好,那怕是她容貌平常、身材不怎么样那也没什么关系,她还会受到人们的赞美的。
可是这些男人根本无法理解女人裹小脚的疼痛,他们只把女人的痛苦当作一种自己的爱好来欣赏。完全不考虑女人缠足时那种彻骨的疼, 这不能不说是男人的悲哀,更是女人和社会的悲哀。
图片来自网络
3. 如何评价民国奇人章太炎?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章太炎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一位在国学上多方面深有造诣的著名学者。名炳麟,字枚叔,一作梅叔,因仰慕顾炎武(原名绛)、黄宗羲(字太冲)的为人,改为绛,别号太炎,还有“西狩”、“蓟汉阁主”等十余个笔名。1869年1月12日(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生于浙江余杭县东乡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家世,在曾祖父一辈,有资财百万,称巨富;到他的父辈,经太平军兵,家境已中落。
一、孜孜求学的年代章太炎自九岁始,在家里跟随外祖父朱有虔习诵儒家经典。朱老先生授课之暇,常给外孙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事迹。太炎又自读蒋良骐《东华录》,获知吕留良、曾静等案,因此,“夷夏之防”印入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反清民族主义的种子。十三岁时,外祖父归养海盐,章太炎跟着父亲章溶学习。十六岁那年,受父命赴县应童子试,患眩厥症,没有去成,此后即绝意科举,除研读经书外,还涉猎史传,浏览老庄二十二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太炎便离家来到西湖边上的“诂经精舍”从俞樾受业。
俞樾,字荫圃,号曲园,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父子一脉相承的朴学大师,负盛名,治学深邃,对弟子要求十分严格。太炎在这里首尾七年,精研古训,博考事迹,长进很快,时有创获,为他日后的学术成就打下了结实的根底。
在这段时间里,太炎还向名儒高学治、谭献请教经学和文辞法度,向深通“三礼”的黄以周、精通《周礼》和《墨子》的孙诒让、钻研佛学的宋衡问过学,结识了夏曾佑、杨誉龙等朋友。这些师友,对他的学术造诣都有一定影响。
二、走出书房探索救国之道1894年,甲午战起,中国大败。翌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把章太炎从宁静的书斋里驱赶到资产阶级变法图强的热潮中来。他钦佩康有为等举人的“公车上书”,赞赏康设立强学会,并从杭州寄会费银十六元报名入会。1896年,梁启超、汪康年、夏曾佑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邀章入社。章遂于1897年春天离杭赴沪,担任《时务报》撰述,开始投入了政治活动。
那时,章太炎赞同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主张,思想上却有分歧。因为康有为打出孔丘的旗号,倡言“托古改制”,太炎不同意神化孔丘、建立孔教,对于把康有为捧为“教皇——南海圣人”,极端不满,加上学术上一个是古文经学派,一个是今文经学派,门户之见,辄如冰炭。后来他在《自订年谱》中说:“春时在上海,梁卓如倡言孔教,余甚非之。”
还说:“康氏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予常持船山《黄书》角之。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为此,在《时务报》馆,章太炎与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等时常争吵,几经动武。勉强工作了几个月,他就愤而离去,往返沪杭间,参与《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笔政。
是时,继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后,沙俄舰队又侵入旅顺口,帝国主义列强竞相效尤,“瓜分之形,皖如泰山”。1898年1月,章太炎上书李鸿章,祈求他联日抗欧,挽此危局。不久,章太炎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请,来到武昌。
张之洞是继起的洋务派头目,在改良主义运动高涨的时刻,他趋附维新,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撰写《劝学篇》,筹备出版《正学报》。他延揽章太炎人报馆,是想利用章在学术上的成就,增强自己的声誉,章太炎则以为借助张之洞这样大权在握的汉族官僚,或可推动变法,所以欣然应聘。两者趋向既异,矛盾很快就暴露出来。
张之洞请章太炎商讨《劝学篇》,章对书中侈谈的要忠于清王朝的“忠君”说教十分反感,认为所谓“忠”,无非是“上思利民”、“朋友善道”和“憔悴事君”三项,现在清王朝蹂躏汉族二百多年,“视民如雉兔”,早已无“忠”可言,要谈“忠爱”,等到革命以后。这些话,吓坏了张之洞及其幕僚,他们便把章太炎逐出报馆。
章太炎离鄂返沪。不久,《时务报》馆排走梁启超,由汪康年经理改名《昌言报》,仍聘章太炎参加笔政。这年9月,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杀害谭嗣同等“维新六贤”,并到处搜捕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
12月初,章太炎也因遭受通缉,应日本友人之召,避地台湾,任《台北日报》记者。次年春天,他着手把自己的政论以及关于经学、史学、哲学、文学、音韵等方面的论著,辑订为《馗书》。夏天,来到日本,寄寓梁启超在横滨所设立的《清议报》馆。经梁启超介绍,他认识了孙中山。9月返回上海,参加《亚东日报》编务。是年冬,《馗书》木刻本付梓。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的帝国主义走狗面目暴露无遗。本来,戊戌变法的失败,已激起章太炎对改良主义道路的深深怀疑,而义和团群众的反帝斗争和清政府的残民媚外,更促使了他的觉醒。
是年7月,康有为的弟子、谭嗣同的同学唐才常,秉承老师的意图,在上海发起“张园国会”,创设自立会,组织自立军。到会者有容闳、严复、章太炎等八十余人,推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自任总干事。
会中宣布的宗旨是:
一、保全中国自主权,创造新自立军;二、决定不承认清朝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三、请光绪皇帝复辟。对于会议宗旨,章太炎坚决反对,认为“不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满清政府,又称拥护光绪皇帝,实属大相矛盾,决无成事之理”。
三、奋起革命为表示反清的革命决心,他当场“宣言脱社,割辫与绝”,脱下国服,换上西装,后来还写了《解辫发》一文以明志。断发易服,标志着章太炎与改良主义决裂,从此踏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征途。
8月,唐才常等人在长江流域组织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唐被捕杀。
章太炎尽管宣言脱离自立会,仍然逃不了黑名单的指名追捕,他只好悄悄地回浙江老家度岁。就在春节那天,他听说捕卒跟踪而至,便躲进一所和尚寺里,十天以后,估计无事,复出上海。这时,他辫发已剪,出入很不方便。恰值美国教会在苏州设立的东吴大学需求教员,经朋友推荐,得赴苏州任教。章太炎曾回“诂经精舍”看望老师俞樾。谁知俞一见到他,就很不高兴,疾言厉色地呵斥,说他从事革命是“不忠不孝,非人类也”,要鸣鼓而攻之。章太炎对老师一向很尊敬,这次却难以忍受,当即反唇相讥,并写了《谢本师》,声明与俞樾绝断师生之谊。
章太炎少小时就说过“明亡于满清,不如亡于李自成”那样惊世骇俗的话,在苏州又以《李自成、胡林翼论》为学生命题作文,闻者怪异,被官府发觉,再次下令缉拿。1902年春,他再次逃亡日本,寄住东京的留日学生宿舍,删润译稿,勉强度日。他与住在横滨的孙中山经常来往。孙中山借用会党内部结盟仪式,在中和堂设宴奏乐,与章正式订交。
孙、章一起谈了许多问题,包括中国的土地、赋税及革命成功后的政制和建都等问题,章颇受鼓舞。农历三月十九日,是崇祯皇帝忌日,为了借此宣传反对清朝的民族革命思想,章太炎和革命党人秦力山等人,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章手撰大会宣言,号召留日学生“雪涕来会,以志亡国”,努力奋斗,推翻清朝。留学生报名赴会者数百人,学界为之震动。清公使蔡钧闻讯,极为恐慌,亲访日本外务省,要求解散此会。日政府徇其请,开会前一日,警察署传讯章太炎等大会发起人。
警长问章为清国何省人,章答,“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国人”;问属何阶级,答日“遗民”。尽管章等据理力争,大会仍被禁止。预定开会之日,许多赴会者被驱散。章等只得约集一部分人,以聚餐为名,举行了纪念会的仪式,给香港的革命派机关报《中国日报》发了一条消息。
章太炎在日本旅居三个月,返回上海,旋归乡里,重订《尨书》。是年秋,蔡元培在上海的租界里创设“爱国学社”,招章太炎任教。章又于1903年春来到上海。
“爱国学社”是一所为资产阶级革命播种的新型学校。它除了讲授一些基础课外,每周有一次讲演会,讲演会的主讲人大都是倡导或倾向民主革命的知识分子,太炎也常到会慷慨陈词。这些讲演稿多在《苏报》上发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
章太炎到爱国学社后,青年革命家邹容也来到这里。邹久慕章的大名,相见恨晚。章也很喜欢这位英姿勃发的青年,不久二人结为兄弟。章大邹十八岁,互以大哥小弟相称。邹写了题为《革命军》的小册子,章太炎看了以后,认为要唤醒民众的觉醒,就需要这样的“雷霆之声”,亲为作序,称之为“义师先声”。《革命军》问世后,《苏报》又发表多篇介绍文章。这样,《革命军》不胫而走,风行国内外。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击中了清朝统治者的要害,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仇视。两江总督魏光焘以“四川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又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的“犯上”字句为口实,命令上海道袁树勋查封爱国学社和苏报馆,密拿有关人员还特派南京候补道俞明震赶往上海,协同办理。
就在《苏报》发表《驳康》书节录的那天,上海道和工部局勾结好了,工部局巡捕和中国警探到苏报馆捉人。第二天,又闯入爱国学社,指名要捉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人。蔡事前闻讯,已避地青岛,余人均逃散,独章太炎不肯逃,说革命就要流血,怕什么,清朝政府要捉我如今已经是第七次了。
巡捕和警察来到门口,章迎上去,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余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他便被扣上手铐,捉进巡捕房。邹容得章太炎自捕房来信,不愿让章独自受苦,自动投案。这就是震动全国的“苏报案”。
章、邹被囚禁后,清朝政府的代表袁树勋、俞明震等向工部局和各国领事多方活动,请求引渡,想将章、邹押解南京,加以杀害。由于帝国主义者要维护他们统治租界的绝对权威,不答应引渡。清政府便延请律师,向租界的会审公廨控告章太炎和邹容。
7月15日,会审公廨组织额外公堂,对章、邹进行公开审讯。在租界的公堂上,清政府作为原告,章太炎、邹容作为被告,闹出了国家政府与本国人民打官司的怪事。
官司打了十个月,最后判处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监禁期满逐出租界。
在狱中,章太炎被罚做苦工,因眼睛近视,动作缓慢,常遭狱卒拳打脚踢,甚至用锤子捶他的胸部。章毫不示弱,以拳对打,或夺其锤,并曾绝食七天以示抗议。他常与邹容吟诗唱和,互相砥砺。他别无书看,只得晨夜研诵佛经,把佛教哲理引进了他的思想体系。章太炎仍然十分关心铁窗外面的斗争。一次蔡元培来探监,他们研究并决定组织革命团体。
1904年冬,光复会成立,章是发起人之一。1905年4月,邹容病逝狱中,章太炎手抚其尸,口张目视,哀恸不能出声。
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出狱,同盟会特地从东京派人来沪迎接,当晚便乘船东渡日本,这是章太炎第三次来到日本,到达东京时,受到留日学生的热烈欢迎。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章太炎于当年11月18日返回中国。回国后,曾鼓吹“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要求解散同盟会,并从事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的活动。次年1月,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章任会长,出版《大共和日报》,章为社长。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后,函聘章太炎为总统府枢密顾问。3月,中华民国联合会改为统一党,章为理事。1月14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被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派人暗杀,因光复会与孙中山有隙,章太炎以为系孙所为,所以,孙要他做顾问,他只是挂个名而已。
四、拥袁到反袁章太炎认为,清朝被推翻以后,中国应当由一个有能力有实力的华盛顿式的人物来统治。他遍察中国政治舞台,选中了袁世凯,倒向了他,统一党也成了袁的工具。孙中山与袁世凯在建都问题上发生争执,章太炎以统一党领袖的身份,通电拥护建都北京的主张。他自己也赶到北京,在北京设立了统一党党部。在这几个月中,章太炎发表的许多言论,大都不利于革命,而有利于立宪派官僚,好事者为之辑印成册,题曰《太炎最近文录》。
袁世凯当了民国总统,委任章太炎为总统府高等顾问。章起初对袁充满希望,相处不久,慢慢察觉袁不能容人,始萌去意。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于上海,袁世凯野心家的面目彻底暴露。章太炎闻讯,匆匆离开东北,托事南行,找昔日的老朋友商量对付袁世凯的办法。他觉得对付袁这样手握重兵、爪牙遍布的军阀,须有实力,这一次他看中了黎元洪。恰巧黎此时有事召章,章遂前往武汉与黎商量。黎虽身为副总统,又握有一点军队,但他害怕宋教仁的下场降临到自己头上,不敢惹袁。章无可奈何,又来到北京。
7月,南方革命党人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很快就被袁世凯镇压下去,袁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8月,袁要共和党党部急电黎元洪、章太炎来京议事。共和党是原统一党与民社党等合并而成的,黎元洪是理事长,章太炎副之。章太炎冒危入京,准备与袁斗争。他一到北京,住进共和党党部,就被袁世凯软禁。
软禁期间,章太炎拒绝袁世凯的收买,几次逃跑都没有成功。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人民唾骂中死去,章太炎得到释放,25日离京,7月1日抵沪。
袁死后,他的党羽秉政,互相争夺。为了寻找反对北洋军阀的力量,章太炎奔波于南方军阀之间,一度到南洋群岛活动,想在华侨中寻找力量。1917年,段祺瑞怂恿张勋拥清帝复辟,赶走黎元洪,解散国会,然后以“反复辟”名义赶走张勋,以民国再造者自居,把孙中山制订的《临时约法》完全废弃,继续军阀独裁的统治。
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自任大元帅,章太炎被委任为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章往来于香港、广州、云南、贵州等地,想争取军阀支持。后见护法军内部钩心斗角,矛盾重重,遂丧失信心,一路观山玩景,出云南,经四川,过湖北,沿长江东下,已有“见说兴亡事,拿舟望五湖”之慨,于1918年10月到达上海。
五、曾经的斗士成了寓公此后,章太炎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在五四运动开始的时代激流中他日趋保守。以前,他曾多次公开批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认为孔丘最多算个史学家,根本不是什么圣人。
这时,急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他竟斥之为离经叛道,1922年,他还在报上公开刊文,对自己先前的批孔表示悔恨。晚年,更鼓吹“尊孔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以前,他的文章虽然文笔古奥,索解为难,但在与清朝统治者及改良派的斗争中,为了宣传革命,他也写过一些通俗诗文,这时却极力反对白话文,反对新文化运动。
以前,他为反对军阀统治到处奔走游说,1920年却提出了“联省自治,虚置政府”,拥护军阀割据,他自己为一些反动军阀撰写寿序碑文,歌功颂德。他攻击俄国的十月革命,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4年,公开撰稿领衔,反对国共合作。
但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懔于民族危急,年老的章太炎又投袂而起,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强烈谴责蒋介石出卖东三省的罪行。继“九一八”之后,1932年“一二八”,日本帝国主义又南侵上海,守卫上海的十九路军爱国将士奋起反抗,予敌重创。
章太炎听到这一消息十分兴奋,立即向十九路军通电致敬,并写了《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高度评价了这一仗,认为是自光绪以来,与日本三次大战中从未有过的大捷。后来他又与其他爱国人士发起迁墓,将十九路军阵亡将士从上海迁葬于广州黄花岗烈士墓附近,欲借此表彰忠烈,鼓舞人心,并手撰《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墓表》,刻石纪念。
“一二八”事变之后,章太炎曾拖着老病之躯,北上见张学良,策动抗日,并在燕京大学演讲,号召青年拯救国家危亡。1933年,他与马相伯发表了“二老宣言”,又与马相伯、沈恩孚发表“三老宣言”,呼吁抵抗日本侵略,收复失地。与此同时,章太炎更强烈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1935年,“一二九”爱国运动发生,宋哲元进行镇压,章太炎致电宋哲元,认为:“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
晚年,章太炎卜居上海,“卖文字以为活,文则每篇千元,字则另有润格”,并与陈衍发行《国学商兑》学刊。继而迁居苏州,设立国学讲习会,出版《制言》杂志,以肩荷民族文化为己任,“粹然成为儒宗”。逝世前十天,他还带病讲授《说文部首》。因气喘病发作,于1936年6月14日逝世于苏州。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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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真的是遭天谴被雷劈死的吗?
说到死亡任何人都无法避免、都要经历生老病死,但是那些统治者们的的死亡原因可要比我们这些普通人精彩离奇的多。有的是被杀死、有的是被毒死、甚至还有嗑春药嗑死的·····给了我们无数的猜想。
可能上面我说的这些都还好,虽然是非正常死亡,但是我们翻阅典籍的话他们的死因都可以找到一个导火索。而我今天要说的这个皇帝,稀里糊涂的就死了,没有任何的导火索,这个人就是整个清朝荒唐事最多的嘉庆帝。他有多荒唐呢?先是兵部大印丢了三年没人知道、然后是武科举典礼竟然把武状元锁在门外,最后典礼还歇了。还有一次让自己的皇叔主持科举考试,结果这位亲王在家抽鸦片把主持科举的事给忘了。最最搞笑的是竟然有人放羊放到自己的御花园里面去了······这桩桩件件估计在古今中外找不出第二人了。
正史上关于嘉庆皇帝的死,说的比较隐晦《嘉庆遗诏》记载:“追抵山庄,觉痰气上,至夕益甚,恐克弗。”《清宣宗实录》的记载就更简略了,只有八个字:“選疾三日,渐至大渐。”不过也正是因为像皇帝驾崩这么大的事情,这些史官们就草草几笔带过,在加上嘉庆一朝确实荒唐的够可以的,也怪不得民间会对嘉庆驾崩一事议论纷纷,才有了“被雷劈死”的传闻,而且还不止一个版本。
被雷劈死从理性角度分析不可采纳我想说的是虽然“嘉庆皇帝被雷劈死”的故事被讲的有声有色,但并没有任何的史料佐证,即便就算嘉庆真的“被雷劈死”,此事毕竟事关皇家颜面,自然我们现在是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的,既然没有任何的史料可以证明嘉庆帝是“被雷劈死”那我们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是不可采纳的,因为没有证据的传闻都可以被定义为“无稽之谈”。
相较于被雷击的无稽之谈,其实我更倾向于嘉庆是因为长期操劳国事所导致的心脏衰竭而死嘉庆帝在位25年,但是棘手的问题永远处理不完,国家内忧外患,大清朝开始走下坡路,嘉庆决心向自己的爷爷雍正学习,大力整顿史治以图复兴大清晨,却收效甚微。官员的腐败、白莲教的反动等等,这些都成了嘉庆帝的心病。
无论嘉庆多么的努力都无法扭转清朝走下坡路,反而是“越努力、越悲剧”康乾盛世终在他的手里终结,此时的嘉庆已经六十多岁仍然每日操劳加上心情抑郁,久而久之身体自然扛不住。身心俱疲加上盛夏酷暑和旅途劳顿,猝发心血管类疾病在正常不过。
虽然我对嘉庆死因推测同样缺乏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我的观点,但相较于嘉庆是“被雷劈死”的,我相信我的观点更具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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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服癖是性别认知障碍的一种必需表达。有认知障者都喜欢穿上所傾向性别的衣服以表达桎梏于內心的真性别,所以男的喜欢穿上裙子踏高跟鞋在公众地方示人,而女的则爱短发穿裇衫长褲。有认知障者-定爱易服成癖,但反之祗有易服癖者则不-定有认知障,他们的內心还是接受自己天生的性别,无意将之改变。认知障仿比癌症,除做手术切除相关器官变性以紏正外沒有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但社会坚决拒絕接受变性但卻宽容易服癖,所以受认知障困扰者,若是男的,必然-律喜爱透过入职舞台电影表演、美容化妆或模特儿这些行业反串或模擬成女性去舒缓積压在內心的、那痛苦的变性慾。据个人观察,中外有许多有名气的反串演員或男旦都应是认知障者,而非祗是简单的易服成癖。
6. 请问说杨贵妃是中华民族历史最大的罪人准确吗?
这道题潇生来答。
题主的见解有一定的价值,但略显偏颇。首先唐玄宗自身就是经历过武周革命,神龙政变、唐隆政变和先天政变的雄主(所有的政变都是跟女人掐架:武后、韦后、太平公主),虽然执政末期变得昏聩,但对于后宫干政,题主难道会认为经历过母亲被武曌冤杀,伯父为韦后欺凌、自己差点被姑母废了的李隆基会放任一个很有政治远见的女人宠冠六宫么?
倘若杨玉环劝谏李隆基,那这位唐明皇难道就不会生起忌惮之心么?从各个角度看,杨玉环只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头脑的傻女人罢了,这种人题主难道还指望她能为国家起到引领作用么?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何况是一女得宠,杨家作为外戚飞黄腾达也是意料之中,但根本性的错误就只是出在唐朝的政治制度上以及唐玄宗本人的大意轻狂
刚刚经历开元盛世的唐朝,怎么就盛极而衰,中道崩殂了呢?其实李林甫和杨国忠秉政的这些年里,唐朝国力渐颓,但所幸底子尚厚,在总体的国际形势上没有强有力的外敌,而心腹巨患恰恰就在唐帝国内部滋长着。
对于各地军队,唐王朝从不在乎所谓的强枝弱干。在唐初盛行一时的府兵制,由于刚刚经历战乱,人口和粮草都急缺的情况下,强制百姓参军是非常合适的一种手段,为唐初的开疆拓土、北击突厥颉利和薛延陀夷男,西过葱岭都历下了赫赫功勋。
王维的《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燕然,即燕然山现为蒙古国杭爱山,自东汉大将军窦宪远击匈奴,勒石燕然后,燕然就成了汉家军队心目中可以和封狼居胥一样并肩的光荣战绩,而此刻的燕然在王维的时代里俨然成为大唐王朝盛世的象征之一。
可府兵制却在唐玄宗天宝年间迎来了停废,唐王朝想要获得更加强大的军力,而寻常百姓显然不能满足这样的需求,尤其是唐朝所倚重的骑兵,更需要长时间的训练。但战时为兵,闲时为民的百姓不可能抛弃农事,每日训练的,府兵制在盛唐反而成为了耽误农时,影响百姓正常生活的万恶制度。
杜甫的《兵车行》展现了这样一副惨状:“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刑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将唐明皇改称汉武帝,唐人喜自称为汉)开边意未已……”这时,唐帝国将承袭已久的府兵制更改成了募兵制,招募专业士兵,组建常备军。
其实这项政令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唐玄宗并没有考虑到另一个严重的问题,胡化汉人增多,汉人胡化严重。汉、唐作为中国封建王朝中巅峰的存在,也有着相同的命运。外戚、宦官、地方豪强(宗室藩镇)以及最为要命的胡人内迁,汉朝由于自身的强大,胡人内迁的雷一直被压在前三者的问题之下,隐忍不发直至三国之后的西晋,汉人势力严重受创之时,横空出世。
五胡乱华,就是胡人内迁的产物,这颗毒瘤一直延伸至三百年后的唐朝依旧发挥着恐怖的诅咒。
熟悉历史的各位都知道,唐朝皇族本身就出身武川贵族集团——西魏八柱国之一,是鲜卑化的汉人出身。这就导致了在民族政策上,李唐王朝倾向于胡汉一家,对曾经给汉民族带来沉重一击的各方民族,唐王朝一直秉持的是开放的态度。
天宝年间所建立的募兵制,其最大缺点莫过于兵源的混杂,唐代最为严重的问题就在于胡汉不分,自太宗皇帝开始,汉化胡人不断充盈官场,甚至跻身军方大员。
其实胡人充塞朝堂,其原因是南北朝时期的政权性质所带来的天生积弊。自古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而到了南北朝末期,隋唐初期,关东将领层出,北魏北周时期关东将领竟占据了满朝将领的三分之二,在以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个现象的背后是河北地区汉人胡化,尚武之风兴起的社会现象。而在唐朝,由于李唐王室自身的原因,华夷之辨并不明显,甚至李氏自身也在为唐王朝开放的民族政策推波助澜,诸如突厥人史大奈、执失思力、百济人黑齿常之等胡人将领无不领兵在外号令一方。
到了唐玄宗时期,曾经北击突厥,东伐高句丽的铁血唐军已经不再以汉人为主,42万精锐边军及大部分军官尽是少数民族。唐帝国此时的军方高层,一位是向西拓土千里的新罗人高仙芝,一位是镇守关中防御吐蕃的突骑施人哥舒翰,另一位就是这起反叛的主角身兼三大节度使之职的“杂牌胡人”安禄山。
不知道心大的唐玄宗是如何看待如此局面的,尤其在玄宗执政后期,全国精锐都集中在安禄山与哥舒翰二人手里,且不论东北与西北战力之间的差距,但哥舒翰不仅要负责拱卫关中,仍需注意吐蕃动向,被牵制大量兵力。反观安禄山,讨平奚族、契丹后,偌大的河北道竟无一人再与其为敌。
如此局面,昏招迭出。玄宗盛世由天幸,安史之败命数奇?安禄山出身胡人,河北道胡化严重,底层军官胡人云集,寻常士卒兵源混乱。如此重压之下,唐玄宗对安禄山仍旧信任有加,天宝元年(742年)加封安禄山平卢节度使、天宝三年(744年)兼任范阳节度使、天宝十年(751年)再次加封安禄山为河东节度使。
身兼三任节度使,恐怕大家还没个概念。那潇生为大家解释一下,这三大节度使都是干什么的。河东节度使与朔方节度使互为犄角,在后突厥建立后共同防御突厥,治所太原府。平卢节度使防御室韦(蒙古族先民)、靺鞨(女真人先民),治所营州。范阳节度使监视奚族、契丹治所幽州。
三大节度使都是手握一方军政大权的巨擘,而唐玄宗却让安禄山一人身兼三职,荣宠之致可见一斑。
在唐王朝早期,为了防御北部游牧民族,李唐王室分别构建了三道防御线:一是奚族、契丹等附属;二是营州境内归化的胡人;三是以幽州为核心构建的防御体系。而在武周时期,由于内斗严重,逼反了奚族以及契丹,营州更是被直接攻破,虽然历经维修与改建,但营州却再也没能彻底恢复过来,北方的军事中心从此更换到了幽州。
此时安禄山的老巢正是幽州地区,军事要塞自然囤积了大量军资,天予不取是为贼也,安胖子自然不会放过这到嘴的肥肉。要钱给钱,要粮给粮,要军械给军械,再加上安禄山在河北道深得人心,哪怕是安史之变过后许多年,河北道依旧称安禄山为“圣人”,威望之高世所罕见。
试问,如此局面,杨贵妃能有何作为?如此态势,即便是太宗复生,恐怕也会大感棘手,何况玄宗皇帝不问世事多年,只图安逸享乐,早已不是当年敢在武后面前斥责武氏无礼的小小少年,亦不是当年挥斥方遒发动唐隆之变的果敢青年,被女色、权势、欲望腐蚀的他如今垂垂老矣。
就像《妖猫传》中潇生很喜欢的那句台词一样:“盛世时,贵妃是大唐盛世的象征,而如今,大唐已不再需要她。”
所以杨贵妃与大唐的盛极而衰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就如同夏是亡在氏族叛乱而不在妹喜,商是亡在征伐过甚而不在妲己,周是亡在犬戎入侵而不在褒姒。
潇生认为在古代女人可以亡国的言论可以休矣,《韩非子·喻老》有言: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任何一个强大帝国的兴盛与崩溃,都绝不是一个或两个人所能影响的,所有的上层建筑都必有其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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